《飲中八仙歌》
唐代 杜甫
知章騎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陽三斗始朝天,道逢麹車口流涎,
恨不移封向酒泉。
左相日興費萬錢,飲如長鯨吸百川,
銜杯樂圣稱世賢。
宗之瀟灑美少年,舉觴白眼望青天,
皎如玉樹臨風前。
蘇晉長齋繡佛前,醉中往往愛逃禪。
李白一斗詩百篇,長安市上酒家眠。
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張旭三杯草圣傳,脫帽露頂王公前,
揮毫落紙如云煙。
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談雄辨驚四筵。
【注釋】
①知章:賀知章,詩人,官至秘書監(jiān),性放曠,自號四明狂客,又稱秘書外監(jiān)。天寶三載(744)上疏請度為道士,辭官回故鄉(xiāng)會稽永興(今浙江省蕭山縣)。二句極言其酒后忘形。
②汝陽:汝陽王李琎,玄宗兄寧王李憲的長子。斗:一種較大的酒器。曲車:酒車。移封:改換封地。酒泉:酒泉郡(今甘肅省酒泉縣),相傳城下有金泉,泉味如酒,故名。
③左相: 李適之,雅好賓客,天寶元年 (742)代牛仙客為左丞相,天寶五載 (746) 為李林甫排擠罷相。賦詩云: “避賢初罷相,樂圣且銜杯,為問門前客,今朝幾個來?” 樂圣、避賢: 《三國志·魏志·徐邈傳》: “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圣人,濁者為賢人。”
④宗之:崔宗之,開元初吏部尚書崔日用之子,襲封齊國公,官至侍御史,后謫金陵。觴 (xhang商): 酒杯。白眼: 晉詩人阮籍能作青 (黑) 白眼,遇庸俗之人,便以自眼相對,表示蔑視。這句形容宗之傲世疾俗之態(tài)。皎:潔白。玉樹臨風: 形容宗之醉后搖曳之態(tài)。玉樹,喻宗之貌美。語出 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: “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,時人謂兼葭倚玉樹。”
⑤蘇晉: 開元間舉進士,歷任戶部、吏部侍郎,官至太子庶子。長齋: 長期齋戒。逃禪: 逃離禪戒,指不守佛教戒規(guī)。
⑥長安市上酒家眠:《舊唐書 ·李白傳》:“既嗜酒,日與飲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樂府新辭,亟召白,自己臥于酒肆矣。” 天子呼來不上船:范傳正 《李公新墓碑》: “ (玄宗) 泛白蓮池,公不在宴。皇歡既洽,召公作序。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。”
⑦張旭: 書法家。《舊唐書·賀知章傳》: “吳郡張旭,亦與知章相善。旭善草書而好酒,每醉后,號呼狂走,索筆揮酒,變化無窮,若有神助。時人號為張顛。” 草圣: 草書之驛。脫帽露頂: 寫張旭酒后狂放不羈的神態(tài)。李頎 《贈張旭》: “露頂據(jù)胡床,長叫三五聲。興來灑素壁,揮筆如流星。” 揮毫: 揮筆。如云煙:形容張旭書法飛動,如天上的云煙般舒卷自如。
⑧焦遂: 生平事跡不詳。袁郊 《甘澤謠》稱他為 “布衣焦遂”,常和文人往來。卓然: 神情卓異。形容他酒后精神振奮的樣子。四筵: 四座。
【譯文】 賀知章騎馬象乘船那樣搖來晃去,醉眼朦朧,眼花繚亂,跌進井里竟能睡眠。汝陽王敢于飲酒三斗才去朝見天子,路上遇到曲車竟然也流下口水,恨不得把自己的封地也移到酒泉。左丞相李適之飲酒每天用一萬錢,豪飲起來就象巨鯨吞吐百川之水,罷相后仍銜杯豪飲,喜喝清酒,不喝濁酒。崔宗之少年英俊,瀟灑風流,高舉酒杯,白眼望青天,旁若無人,喝醉后宛如玉樹迎風搖曳,不能自持。蘇晉一面長期齋戒禮拜佛象,一面又嗜飲,常醉酒逃禪。李白意興豪放,才思敏捷,飲斗酒之間便可寫詩百篇。喝醉了常常在長安市的酒家睡著。即使天子召見也不上船,大呼: “臣是酒中的神仙。”張旭三杯酒醉后,絕妙的草書就會從他筆下流出,在顯赫的王公大人面前,脫帽露頂,以發(fā)作筆,奮力疾書,字跡如云煙自如舒卷。焦遂喝罷五斗后方有醉意,更顯得神情卓異,高談闊論驚動整個席筵。
【鑒賞】
我國古代文人往往以能飲酒為美德,這大概是由于飲酒和政治有關(guān),通過飲酒往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政治態(tài)度。魏晉間以阮籍、嵇康為代表的“竹林七賢”便是以飲酒來對抗司馬氏統(tǒng)治的一個政治小集團。司馬氏欲跟阮籍聯(lián)姻,阮籍不情愿,干脆昏醉六十日,司馬氏只得罷了。陶淵明有《飲酒》詩二十首,其實不是寫的飲酒,而是抒寫了他對功名的厭棄,對隱居生活的贊美,是表明他的政治態(tài)度的。“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便是其中的佳句。甚至連準備下令禁酒的曹操,也在《短歌行》中贊美飲酒:“對酒當歌,人生幾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,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?唯有杜康。”
但以飲酒來表示政治態(tài)度并不完全是直接的,很多場合下常常是一種間接的政治表態(tài)。如李陽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記載李白在翰林時,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謗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跡縱酒,以自昏穢。詠歌之際,屢稱東山。又與賀知章、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游,謂公謫仙人,朝列賦謫仙之歌,凡數(shù)百首,多言公之不得意。天子知其不可留,乃賜金歸之。”
由此可見,《飲中八仙歌》中的八仙縱飲,絕大多數(shù)是表示對政治的一種消極態(tài)度,不全是為了表現(xiàn)“名士”的派頭。只有這樣理解,才能得其要領(lǐng)。
飲中八仙依次為: 賀知章、汝陽郡王李琎、左丞相李適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李白、張旭、焦遂。這僅僅是杜甫詩中的次序,并不反映年輩的先后。考唐史,蘇晉死于開元二十二年,賀知章死于天寶三年,李適之死于天寶六年,汝陽王死于天寶九年。所以朱鶴齡說:“《八仙歌》當是綜括前后言之,非一時俱在長安也。”
寫賀知章兩句:“知章騎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”是說他酒醉后騎馬不穩(wěn),左右搖晃,好象乘船。并通過他偶有一次落井,仍然醉臥井底的典型細節(jié)來刻劃他的形象。據(jù)《宣和書譜》卷第十八載:“賀知章,字季真,越州永興人。擢第后復登超拔群類科。天姿夷曠,談?wù)摼l(fā)。能文,善草隸,當世稱重。恐不能遽取,每于燕閑游息之所,具筆硯佳紙候之。偶意有愜適,不復較其高下,揮毫落紙;才數(shù)十字,已為人藏去,傳以為寶。晚節(jié)尤放誕, 自號四明狂客。脫落簪紱之累,嬉戲里巷間,與物無忤,每醉必作,為文詞初不經(jīng)意,卒然便就,行草相間,時及于怪逸,尤見真率。往往自以為奇。使醒而復書,未必爾也。”由此可知,賀知章醉后,作詩寫字,能達到一種不能自知的怪逸境界,不僅是“眼花落井”而已。
寫汝陽王三句:“汝陽三斗始朝天,道逢麴車口流涎,恨不移封向酒泉。”作為一個郡王,喝了三斗(一種大杯)酒以后才去朝見天子,其狂態(tài)可知。路上碰到裝酒的車便口水直流,這樣一個典型細節(jié)生動地刻劃了他嗜酒成癖的性格。恨不得將他的封地移到酒泉去,因為相傳酒泉郡城下,有金泉,其味如酒。通過這一心理活動的描寫,不僅顯示了他郡王的特殊身份,還進一步刻劃了他的嗜酒性格。
寫李適之三句:“左相日興費萬錢,飲如長鯨吸百川,銜杯樂圣稱避賢。”據(jù)《舊唐書》記載:“適之雅好賓友,飲酒一斗不亂,夜則宴賞,晝決公務(wù),庭無留事。天寶元年,代牛仙客為左相,累封清和相公。與李林甫爭權(quán)不葉,適之性疏,為其陰中……五載,罷知政事,守太子少保。遽命親故歡會,賦詩曰: ‘避賢初罷相,樂圣且銜杯。為問門前客,今朝幾個來?’竟坐與韋堅等相善,貶宜春太守。后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、盧幼臨、裴敦復、李邕等于貶所,州縣且聞希奭到,無不惶駭。希奭過宜春郡,適之聞其來,仰藥而死。”由此可知,李適之的縱飲,是為了逃避李林甫的迫害,但結(jié)果仍然未能逃脫他的魔掌,被逼“仰藥而死”。杜甫用夸張的筆法寫其豪飲:每天要花費宴飲之資萬錢,他飲起酒來如海中長鯨之吸飲百川。至于“銜杯樂圣且避賢”句,則一語雙關(guān)。一方面是暗用李適之罷相后賦詩內(nèi)容,“銜杯樂圣”指耽于飲酒,不問國事,“且避賢”是躲避李林甫的迫害;另一方面也是用典,《三國志·魏志》:“醉客謂酒清者為圣人,濁者為賢人。”所以這句表面意思是李適之喜歡飲清酒而不喜歡飲濁酒。杜甫作此詩可能已在李林甫當政時,所以用隱晦的手法寫出李適之藏在豪飲后面的政治悲劇。
寫崔宗之三句:“宗之瀟灑美少年,舉觴白眼望青天,皎如玉樹臨風前。”崔祐甫《齊昭公崔府君(日用)集序》說:“公嗣子宗之,學通古訓,詞高典冊,才氣聲華,邁時獨步……十年三月,終于右司郎中。年位不充,海內(nèi)嘆息。”李白《憶崔郎中宗之游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》詩說:“憶與崔宗之,白水弄素月。時過菊潭上,縱酒無休歇。”根據(jù)這兩段材料,我們知道崔宗之是一位才華洋溢、倜儻超群的青年詩人,喜歡飲酒,但年壽不永。所以杜甫描寫時著眼于他的俊逸風姿。先稱贊他是一位風流瀟灑的美少年,這是平時的形象;然后寫他,舉杯飲酒時,白眼望天,傲岸而目無下塵的樣子躍然紙上;喝醉以后,皎皎然如玉樹臨風,搖曳而美妙多姿,如在眼前。三種時態(tài),三種不同的風姿,給讀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。
寫蘇晉兩句:“蘇晉長齋繡佛前,醉中往往愛逃禪。”蘇晉數(shù)歲即能寫文章,時人比之為王粲。這里杜甫抓住蘇晉信佛和飲酒的矛盾,寫出他嗜飲勝過信佛的性格。《杜臆》注釋這兩句說:“逃禪蓋學浮屠術(shù),而喜飲酒,自悖其教,故云。而今人以學佛者為逃禪,誤矣。”
寫李白四句:“李白一斗詩百篇,長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。”據(jù)《舊唐書·文苑列傳》記載:“白既嗜酒, 日與飲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樂府新詞,亟召白, 白已臥于酒肆矣。召入,以水灑面,即令秉筆,頃之成十余章,帝頗嘉之。”又范傳正《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》云:“他日泛白蓮池,公不在宴。皇歡既洽,召公作序。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,優(yōu)寵如是。”根據(jù)這些記載,似乎杜甫所寫李白醉后不肯上船, 自稱是酒中仙等行為,僅是為了表現(xiàn)李白的傲骨和天子對他的優(yōu)厚待遇。實際上,李白這些行為背后,是有政治原因的。前引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中所說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謗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跡縱酒,以自昏穢”固然是明證,而李白自己寫的《玉壺吟》更能說明問題:
烈士擊玉壺,壯心惜暮年。三杯拂劍舞秋月,忽然高詠涕泗漣。鳳凰初下紫泥詔,謁帝稱觴登御筵。揄揚九重萬乘主,謔浪赤墀青瑣賢。朝天數(shù)換飛龍馬,勅賜珊瑚白玉鞭。世人不識東方朔,大隱金門是謫仙。西施宜笑復宜顰,丑女效之徒累身。君王雖愛蛾眉好,無奈宮中妒殺人!
詩中明寫由于他揄揚天子、謔浪群僚、數(shù)蒙恩寵,終于引起宮中妒忌,他只好借酒來澆愁,并把自己比成隱于朝市的東方朔。李白已看透,唐玄宗的所謂恩寵,不過是把他當作一名文學弄臣,他的“使海縣清一,寰區(qū)大定”的政治理想是根本無法實現(xiàn)的。所以,李白的縱飲沉醉,實在是一個悲劇。杜甫寫出了這種悲劇,只是較為隱晦罷了。
寫張旭三句:“張旭三杯草圣傳,脫帽露頂王公前,揮毫落紙如云煙。”意思是說,張旭三杯落肚以后,草圣張芝的草書技藝便顯示出來了,他在王公大人面前也不講什么禮儀,脫下帽子,露出頭頂,顯出狂態(tài),揮筆疾書,如一片云煙落在紙上。杜甫抓住了一位草書家作書時的特征來寫,個性極其鮮明突出。據(jù)《新唐書》載:“旭,蘇州吳人。嗜酒,每大醉,呼叫狂走,乃下筆。或以頭濡墨而書,既醒自視,以為神,不可復得也,世呼張顛……旭自言,始見公主擔夫爭道,又聞鼓吹,而得筆法意;觀倡公孫舞《劍器》,得其神。”由此可見,杜甫的描寫相當真切。而盛唐另一著名詩人李頎寫的《贈張旭》詩,更可作為杜詩的絕好注腳:
張公性好酒,豁達無所營,皓首窮草隸,時稱太湖精。露頂據(jù)胡床,長叫三五聲。興來灑素壁,揮筆如流星。下舍風蕭條,寒草滿戶庭。問家何所有,生事如浮萍。左手持蟹螯,右手執(zhí)丹經(jīng)。瞪目視霄漢,不知醉與醒。諸賓且方坐,旭日臨東城。荷葉裹江魚,白甌貯香粇。微祿心不屑,放神于八纮。時人不識者,即是安期生。
最后一位是焦遂,寫了兩句:“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談雄辯驚四筵。”關(guān)于焦遂,兩唐書不見記錄,僅袁郊《甘澤謠》說他是“布衣”,其余事跡,一無所知。杜甫以上寫了七人,都是寫的醉態(tài);惟獨于焦遂,寫他飲了五斗以后還不醉。不僅不醉,正是意氣最風發(fā)的時候,這時他高談闊論,滔滔不絕,善于雄辯,驚動四筵,個性也極其鮮明突出。
這首詩的結(jié)構(gòu)和用韻都很特別,頗有點詭奇。在結(jié)構(gòu)上,開頭不用引語,劈頭而起,便進入正文;最后也不用收束語,寫完最后一人,就戛然而止,如截奔馬。而中間歷歷落落挨次寫來,或兩句,或三句,或四句,極自由,又極富于變化。分之為八章,合之為一篇。在用韻上,一韻到底,使人產(chǎn)生一氣呵成的完整感覺;而又不避重韻,“眠”字“天”字各押了兩次,“前”字押了三次,又顯然有分章的意味。這種形式,確是杜甫所獨創(chuàng)。
這首詩的另一特點是,詩人抓住“八仙”的個性特征來寫,語言極精煉而個性極鮮明。正如《讀杜心解》所說:“其寫各人醉趣,語亦不浪下。知章必有醉而忘險之事,如公異日之醉為馬墜也。以其為南人,故以乘船比之。汝陽,封號也,故以‘移封酒泉’為點綴。左相有罷政詩,即用其語。宗之少年,故曰‘玉樹臨風’。蘇晉耽禪,故系之繡佛。李白,詩仙也,故寓于詩。張旭,草圣也,故寓于書。焦遂,國史無傳,而‘卓然’‘雄辯’之為實錄,可以例推矣。即此識移掇不去之法。”
【點評】
此創(chuàng)格,前無所因,后人不能學。描寫八公都帶仙氣,而或兩句三句四句,如云在晴空,卷舒自如,亦詩中之仙也。(王嗣奭《杜臆》卷一)
吳見思曰: “此詩一人一段,或短或長,似銘似贊,合之為共為一篇,分之各成一章,誠創(chuàng)格也。” (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引)
一路如連山斷嶺,似接不接,似閃不閃,極行文之樂事。用《史記》合傳例為歌行,須有大力為根。至于錯綜剪裁,又乘一時筆勢興會得之,此有法而無法者也。此等詩以筆健為貴,清則勁而上騰,若加重色雕刻,便累墜不能高舉矣,詞家所宜知也。( [清]張謙宜《絸齋詩談》卷四)
前不用起,后不用收,中間參差歷落,似八章,仍似一章,格法古未曾有。每人各贈幾語,故有重韻而不妨礙。(沈德潛《唐詩別裁》)
其寫各人醉趣,語亦不浪下。知章必有醉而忘險之事,如公異日之醉為馬墜也。以其為南人,故以“乘船”比之。“汝陽”,封號也,故以“移封酒泉”為點綴。左相有《罷政》詩,即用其語。宗之年少,故曰“玉樹臨風”。蘇晉耽禪,故系之“繡佛”。李白,詩仙也,故寓于詩。張旭,草圣也,故寓于書。焦遂,國史無傳,而“卓然” “雄辯”之為實錄,可以例推矣。即此識移掇不去之法。寫來都有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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