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陽明（1427-1529年）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浙江余姚人，世稱“陽明先生”。遺憾的是，人們但知王陽明生于浙江，卻沒有充分重視他“成道于貴州”。其實，陽明心學的起點是“龍場悟道”，它奠定了王學的基石，并構建起“心即理”——“知行合一”——“致良知”的基本理論框架。倘若不經此“大徹大悟”，王學恐怕很難臻于爐火燉青的境界。長期以來，“龍場悟道”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，仿佛是在一夜之間，恍然大悟，而忽略了其間許多思想轉變及理論形成了重大情節。王陽明學說，并不是產生于他那“水鄉澤國”的故鄉，而是產生在窮鄉僻壤的龍場。這是偶然中的必然，它與王陽明當時的處境和寂然心態有極大關系，是在特定的時間、地點和條件下迸發出來的思想之火。

明朝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兵部主事王守仁因開罪宦官劉瑾，觸怒了明朝皇帝，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，并發落到籠場，一住便是三個年頭。王陽明慘遭此禍，心境自是孤獨、寂寞、苦悶、悲戚。他由聚落千萬家的京城，陡然降落到偏僻、荒縈、冷漠的龍場，舉目無親，衣食無著，不由得產生一種巨大的失落感，仿佛由“天堂”墜入“地獄”，跌入萬丈深淵。他自知無處伸冤，萬念俱灰，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卻，于是對石墩自誓：“吾惟俟命而已！”他心亂如麻，恍恍忽忽，悲憤憂思無法排解，終夜不能入眠。起而仰天長嘯，悲歌以抒情懷。詩不能解悶，復調越曲。曲不能解悶，乃雜以詼笑。

在此絕望之中，是淳樸善良的龍場人民給予他無私的援助，使他看見了一線希望的曙光，有了生活的勇氣，重新站立起來，與命運抗爭。他用“生命的體驗”來面對人生，面對殘酷的現實，走上一條艱苦、獨特的道路，從而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大轉折，成為他學術思想的新開端。龍場在萬山之中，“書卷不可搗”，于是默記《五經》要旨，但憑自己的理解去領悟孔孟之道，省度程朱理學。這一改變，使他擺脫了世間凡俗，跳出了“以經解經”、“為經作注”的窠臼，發揮了獨立思考，尋求人性解放。他在龍場附近的一個小山洞里“玩易”，在沉思中“窮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”，心境由煩燥轉一為安然，由悲哀轉為喜悅，一種生機勃勃的情緒油然而生。在龍岡，他寫成了《五經臆說》，以其極富反叛精神的“異端曲說”向程朱理學發起猛烈轟擊。謫居龍場三年，使他最受感動的就是那些樸質無華的“夷民”，他們與王無親無故，卻能拔刀相助，為他修房建屋，幫助他度過了難關。這與京城中“各搶地勢，勾心斗角”的情況相比，有如天淵之別。他體味到人間“真情”，深感“良知”的可貴，從中得到新的啟示和靈感。“千古龍岡漫有名”，這是王陽明謫貶龍場期間所寫的一個詩句，用以懷念和贊頌三國時的諸葛亮。如今，這一詩句卻成了后人對他的贊譽與緬懷。這龍岡，因王陽明而名揚四海；這龍岡，被人們譽為“王學圣地”。天下的王學，無論是浙中、江右、泰州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粵閩諸學派，抑或是日本的陽明學、朝鮮的實學以及東南亞、歐美的王學，尋根溯源，都以貴州為淵藪，以龍岡為始發地。

王陽明一生中辦過三個書院，最早的便是龍岡書院，在這里傳習了第一批王學弟子，在他的《鎮遠旅邸書扎》中提到陳宗魯、湯伯元等16人。王陽明的教育思想，實際上也是在龍岡形成的，開山之作就是《龍場生問答》與《教條示龍場諸生》。王陽明思想的傳播，主要是通過書院，貴州的龍岡書院、江西的濂溪書院和浙江的稽山書院，便構成了王學傳播的主要路線。

王陽明一生中寫過許多文章，被收入《古文觀止》作范文的有三篇，其中有兩篇是在貴州所作。一篇是千古不磨的《瘞旅文》，激情所致，一氣呵成，哀吏目客死他鄉的悲涼，嘆自己落魄龍場之不幸，抒發憂郁憤懣之情懷，如哭如訴，句句是淚，字字是血，讀后莫不黯然垂淚。另一篇是《象祠記》，這是受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之托而寫的，闡述了“天下無不可化之人”的哲理，萌發出“致良知”的思想。

王陽明在貴州的時間雖然不長，但貴州人對他的感情卻十分深厚。在修文陽明洞，有彝族土司安國亨的題字，大書“陽明先生遺愛處”。這“遺愛”，是無限的愛，是永恒的愛，永遠存活在人們心中。《與安亙慰》的兩封書信表達了他與少數民族之間情真意深，永志難忘。他所寫的《居夷詩》百余首，還有《玩易窩記》、《何陋軒記》、《君子亭記》、《賓陽堂記》，記述了他在貴州期間的心跡，是王陽明思想轉變的歷史見證。他開啟了貴州自由講學之風，以后的文明書院、正學書院、陽明書院、南阜書院、學古書院都繼承了這一傳統，對貴州的教育與思想有著深遠影響。為了紀念這位文化巨人，在修文陽明洞，在貴陽扶風山，都建起了王文成公祠，如今還修建了規模宏大的陽明園。王陽明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文化名人，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皆居絕頂”，此即所謂“真三不朽”、“兼三不朽”。